而事实上，我们始终根植于现世的人生在世之中，也就是在源始的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在世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之中，这也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观念。
当然由于一种文化关系上的原因，国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大部分被简化为儒学，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墨家提倡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天志、明鬼等思想，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在全球伦理中间，就经常在讲黄金律。墨子出身贱人，起而反对封建的贵族政治，身体力行地传扬一种平民哲学以及和平主义精神。所以我们应当明白，中国的国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中国之学。当前，部分传统学派因历史因素在当代受到冷遇，国学被不少人简化等同于儒学同时，墨家的兼爱是一种能动有为的利他主义，鼓励大家走出自己，既讲求主观的善念，也重视实践的效果。
墨家的思想里面有没有同样的一种思想资源呢？当然有。可以说，墨子是彼时平民阶层的代言人，他的行动和主张可以视为对封建贵族政治以及儒家学派的一场思想抗争。有人说：这还是儒学吗？这不像儒学了啊。
进一步说，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也不仅仅指现代性的生活，而是涵盖古今中外一切生活方式的生活。不仅如此，我有我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学界的批评，主要是儒学界的批评。生活儒学的表达就是：在生活并且去生活。
这些都是正义论所要讨论的问题。这就是说：儒学不是为了让我们受到奴役，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自由。
这也正是蒙先生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走向现代性。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指出几点：第一，西方后现代主义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反思现代性，而一些儒家却是站在前现代的立场上反对现代性，后者是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现代文明，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儒学是讲爱的情感，讲仁爱。
这当然比目前的一些儒学好，后者甚至往往是前现代性、前现代主义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当前的一些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宣扬一套反启蒙、反现代性的观念，宣扬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的观念，诸如家族观念、宗法观念、帝王观念、臣民观念、男权观念等等。而今天，在我看来则是强国压倒启蒙。李泽厚讲，抗战及其前后是救亡压倒启蒙。
意思是说，儒学作为儒家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建构的思想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才有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当代儒学等等的区别。而在我这里，宋明理学恰恰是要解构的，因为这种儒学是帝国时代、皇权时代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所要解决的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遮蔽了生活-存在的大本大源。
据我的观察，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民间人士的批评，待会儿再说。所以，我才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标志为生活儒学，即是一种儒学。
这是生活儒学所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想视域。杨：另外一个方面的批评是来自民间的，主要是一些反儒人士的批评。我有一篇文章，就涉及到了怎么去理解一个人的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说得玄一点，生活儒学的建构是生活的一种自己如此，也就是汉语本义上的所谓自然。至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那是可以根据当下生活方式的条件，从普遍原理中推演出来的。然而这种放弃却是出自本真情感的，这就是本真的不自由。
我们现在已经读到黄老师的很多关于生活儒学的著述，以及很多学者的评论、讨论，也包括好几篇访谈。譬如个体性，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很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正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几天前我去拜望蒙先生，历数他当年对我的种种耳提面命，他夸我记性好，那些具体情境记得这么清楚，呵呵。我最近发给朋友一封短信，说：今日以‘儒自命者，何其多也。
我们现在处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中，这种转型的大趋势就是：由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转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所以，但凡有反儒人士批评我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两点：第一，表示理解。
我经常讲：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儒学？就是敞开一个可能世界，从而获得一种可能生活。而本源的自由，则是本真的不自由。譬如最近网上有人认为，您的生活儒学、中国正义论是为皇权专制服务的。所以，我讲过一句话：儒家没有新的，儒学是常新的。
就世界范围来说，虽然很多发达国家在现代性制度安排上比较健全和成熟，但他们的社会中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正义现象，有些还相当严重。在今天这个儒学魂不附体、花果飘零的时代，儒者应当首先考虑的是怎么为这个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让人跟着你儒学走。
有一些搞儒教的朋友，总喜欢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模样，教训别人。他们不知道，比如说：黄宗羲是批判皇权专制的，难道不是儒学吗？现代新儒家是主张民主与科学的，难道不也是儒学吗？儒学是与时偕行的，是常新的。
就放弃旧的主体性而论，这是不自由，然而就获得新的主体性而论，这恰恰是自由，或者说是自由的大本大源所在。这就需要一种彻底的、透彻的思想视域、思想方法。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腹背受敌，儒家内部也有人批评我，把生活儒学看作离经叛道的东西。在生活是说，首先是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我们成为如此这般的主体。所以我总是说：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民族国家内部看，正义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您最近几年正在做的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工作，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 黄：确实，重建中国正义论是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形下的自由是指的社会层面的自由、政治自由。
因此，改变相关制度规范就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孔子就是圣之时者，而不是原教旨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反儒人士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为此，就还需要了解我的生活际遇、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